紀錄片導演訪談吳文光：真正的公民跟體制永遠是沖突的關系，因為所有的社會、所有的體制都是在壓制公民意識，是跟它對抗。但能夠成為一個比較良性進化時（就會）互相促動，公民意識能促進社會體制的進化、改良，反過來，（體制）給公民意識又有一種強化、提升和更大的空間，進而應該是良性的。當越來越多的人討論不自由的情況下，你才要想想到底什么是自由，不單是中國，全世界都在討論自由，而不自由是做紀錄片、藝術最大的動力，那是環境給你的。如果環境真正是自由的，你反而沒有做的動力和必要了，早先追求想成為一個作家，拍紀錄片，其實本質上是為了追求自由，無非做一個片子，寫一個東西，不過是一個表達的形式，最終是在曠野中嚎叫了一聲，或是在鬧市里嚎叫了一聲，所以那一聲抒發出來是一種發泄和快感最為重要，那就是自由的一種最本質的體現。很多人誤認為他發表的東西、ip camera網絡攝像機怎么設置 ip camera連接設置教程，做出來的東西會成為他最終的東西，這種自由感、自由的訴求、追求和愿望很快就會煙消云散如果你死死追求心里對自由始終有強烈的愿望，那永遠都不會滿足，因為你的環境是非常非常不自由的，但這點不會影響你內心的自由感吳文光：當然是殘酷到極致了，私影像的每一個畫面、每一個素材、每一個詞都涉及到殘酷的東西，而我說了，（表達）殘酷是不同的途徑，它跟人性的溫暖，企業宣傳片制作人性比較善和陽光的那面可能并沒有太多關系，這次瑞士瓦德姆的片子《一個女人和五頭大象 》有一個導向，這個片子實際上是比較主流的紀錄片，講一個老翻譯家從俄語翻譯成德語，翻譯托斯陀耶夫斯基的作品，80多歲了，很正面的拍攝這樣一個人，對他沒有任何為人、道德方面做這種紀錄片的，顯微鏡方面的透視，相反（呈現的）是他人性里光輝的東西，公司宣傳片拍攝怎樣翻譯托斯陀耶夫斯基的小說，同時他一生為什么把翻譯作為他的志愿，但這個人還是從前蘇聯的國家里，在二次大戰里，這樣一個在人類浩劫歷史中走過來的人，雖然講的是一個人怎樣戰勝集權，怎么樣從最苦難的歷史中走過來的，他的堅忍來自什么地方，所以它透視的還是一種殘酷，這個人在每走一步，社會的殘酷緊緊相逼，他的人生沒有一處亮麗的風景，所以你體驗到的是另一種殘酷吳文光：對，它不是一個機構，一個組織，或者所謂藝術空間。我比較喜歡做成桌子式的放映，而不希望做成影院的，影院很拘束，黑暗中是最好的方式，但黑暗中不要讓椅子陷在里面。第二，那里還有劇場，劇場是一個非常奇怪的東西，我把它理解為紀錄片是一個基礎，出發點，或者真實是一個出發點，劇場是一個想象，想象和真實混在一起，紀錄片也需要想象，我說的想象不是胡編亂造，而是在你思維的空間中插上翅膀看能飛多高，但劇場這邊通常太文藝了，需要搗亂，影視視頻制作把兩個東西揉在一起互相搗亂，毛驢是怎么生出來的？馬和騾子嗎？我喜歡這種亂搞和搗亂吳文光：在國外談膠片和在這里談膠片是不一樣的，這里談膠片是談權力，一種話語權，沒學過膠片你別談電影，那是電影專業的人開口就說的話，你沒有拉過一千部片子就不要談電影，說這話的都紛紛在各種商海里摸爬滾打去了。在國外講到膠片是講膠片的技術、對影像工業的限制，如何超越這種限制，談的是這個，電影美麗人生影評感謝老師百忙之中。而不是一種權利我以為真正的創作是在剪輯，或是后期，結構上，前面所有的拍攝都是打草稿，像每天的日記一樣記錄下什么，有段時間我從樓上下來，我的機器就開著記錄下樓，我不知道十年以后這無數次下樓會是什么東西有一個最重要的改變是我沒有創作心態，一個人在拍攝時他有創作心態，這是多可怕的事情，是吧？（完）
